2026年4月，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在香港举行。香港作为国际医疗枢纽，其胸痛中心建设路径具有独特的区域示范价值。会议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对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徐家龙医生进行了专访，就香港新界东地区胸痛中心的建设进展、转诊体系优化及患者教育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教学医院的接续建设，

在前行者经验基础上推进

威尔斯亲王医院是香港两所教学医院之一，与香港中文大学保持密切的学术合作关系，服务新界东地区约130万人口。该院与玛嘉烈医院、北区医院共同构成区域内的公立医疗网络。值得关注的是，该院毗邻内地边境，承担着部分跨境就医患者的救治任务。

在胸痛中心建设方面，威尔斯亲王医院并非香港的首发者。玛丽医院率先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工作，为后续机构提供了可参照的实践样本。徐家龙教授指出，有了前者的经验积累，威尔斯亲王医院的推进过程相对顺畅，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人手配置、硬件设施、软件系统的全面升级，都是必须逐一攻克的现实问题。

三级联动的夜间转诊机制

与玛丽医院相比，威尔斯亲王医院在患者体量和转诊复杂度上具有显著差异。该院作为新界东联网内规模最大的第三级医院，承担着区域内基层医院的夜间转诊任务。

徐家龙教授介绍了一个关键细节，下午五点至次日早晨，大埔那打素医院与北区医院的心肌梗死患者会被转运至威尔斯亲王医院。这一安排并非因为基层医院能力不足，而是基于香港公立医疗体系“集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制度设计，夜间人手有限，将手术资源集中于大型中心，反而能够缩短整体救治时间。

为保障转运效率，该院建立了一套标准化的信息传输机制。基层医院只需一键操作，即可将患者心电图实时传输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医生的移动终端，实现远程即时诊断。一旦确诊，患者无需经过急诊环节，直接进入心导管室接受介入手术，无需二次排队、无需重复评估。徐家龙教授表示，通过这一流程，转运患者的救治时间通常控制在100分钟以内，优于国际120分钟的标准。

跨境患者的就近救治盲区

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患者群体的特殊性。据统计，约有50万香港居民长期居住于内地，加上大量赴内地旅游的香港市民，跨境就医场景日益普遍。徐家龙教授表示，部分患者在内地出现胸痛症状后，因不熟悉内地医疗制度而选择返港就医，导致救治时间被大幅延误。

他提供了具体的时间对比数据：患者从发病到抵达威尔斯亲王医院，院前时间通常为1至2小时；但患者自身延误的时间可能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这种“舍近求远”的行为逻辑，暴露出患者教育层面的深层缺口。徐家龙教授强调，心肌梗死救治的核心原则是“就近”而非“就名”，最近的具备救治能力的医院，才是最优选择。患者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突发心脏骤停，将丧失黄金抢救窗口；而基层医院的即时处置与快速转运，反而能提供双重保障。

稳步精进、长效提质的管理机制

对于新建胸痛中心如何进入持续优化轨道，徐家龙教授给出了具体的操作路径。他指出，胸痛中心建设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如D2W时间需控制在90分钟以内，心电图获取时间、心肌标志物检测时间等均需达标。但这些指标无法一次性达成，而是依赖日复一日的个案复盘与流程微调。

徐家龙教授指出，每例救治结束后，团队会对过程进行回溯分析，识别延误节点，并与相关部门召开协调会议，寻找可改进的环节。“每一天一小步，累积起来就是很大的进步。“他以玛丽医院为例，数年的持续优化带来了救治效率的显著提升，而这种提升并非来自某一项革命性技术，而是来自无数个微小改进的叠加。

这一方法论揭示了胸痛中心建设的本质：它不是一场硬件竞赛，而是一场关于流程、沟通与协作的持久战。导管室可以建设，设备可以采购，但一套能够自我诊断、自我修正的时间管理体系，才是机构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徐家龙教授指出，最令医者痛心的情况并非技术失败，而是患者因自我延误而失去救治机会。即便拥有顶尖设备与资深团队，面对过晚就诊的重症患者，医疗手段也常常无能为力。

结语

威尔斯亲王医院的实践表明，胸痛中心建设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香港新界东地区的经验，是在教学医院体系、三级转诊制度、跨境人口流动等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区域适配方案。徐家龙教授的专业为我们诠释了，胸痛中心的竞争力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能否建立一套持续改进的时间管理机制，以及能否让患者真正理解“就近救治”的价值。从玛丽医院到威尔斯亲王医院，从香港到内地，这种“接力式”的建设路径，或许正是胸痛中心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单一机构的独秀，而是整个救治网络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