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肺癌诊疗技术迭代革新、日新月异，传统化疗、精准靶向、免疫治疗、ADC新药等诊疗手段百花齐放，前沿科研成果持续落地临床。其中，老年肺癌患者因机体机能衰退、基础疾病繁杂，始终是肿瘤临床诊疗中最具争议、认知误区最多的群体。如何摒弃“唯年龄论”的固化诊疗思维，理性甄别各类治疗手段的适配价值，依托多学科协作赋能个体化诊疗，是医患群体共同聚焦的问题，更深刻关乎千万老年患者的治疗获益与生存品质。
2026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之际，国家卫生健康委百姓健康频道（CHTV）专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一科主任王子平教授。王教授深耕胸部肿瘤诊疗数十载，立足丰厚临床积淀与前沿科研成果，解惑大众抗癌认知误区，围绕老年肺癌诊疗核心议题，从个体化临床评估、精准治疗选择、创新诊疗模式，到患者心态调适、前沿科研探索等维度，梳理出一套兼具专业深度与临床实用性的抗癌理念，为广大肺癌患者，尤其是老年病患拨开诊疗迷雾、厘清抗癌思路
王子平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一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肿瘤学分会会长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疗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肿瘤微环境分委会主任委员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一、打破年龄桎梏
老年肺癌诊疗贵在综合评估
临床问诊中，绝大多数老年肺癌患者及家属皆有共同顾虑：高龄体弱，能否耐受抗肿瘤治疗？大众普遍将年龄视为划定治疗方案的硬性标尺、诊疗决策的绝对红线。对此，王教授在专访中提出了更为科学、辩证的观点。
王教授指出，国内外大量临床数据佐证，高龄群体肺癌发病率显著攀升，但单纯以年龄界定治疗方案，实则缺乏医学科学性。老年患者的个体体质差异悬殊，生命状态截然不同：部分七旬、八旬老人体魄康健，尚可完成马拉松赛事；亦有五六旬长者常年体弱体虚、卧床静养。由此可见，年龄与机体治疗耐受度绝非对等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医学领域将65岁及以上人群界定为老年群体，并细化为三个层级：65岁至74岁为低龄老年、75岁至84岁为中龄老年、85岁及以上为高龄长寿老年，各年龄段人群的身心状态、机能水平差异显著。临床诊疗中，还会依据患者体能状态，划分为状态优良、体质一般、病态显著三个等级，与年龄层级叠加，细化为九类老年患者亚组，各亚组内部具备趋同的临床特征，为差异化、个体化诊疗提供精准依据。
基础病多发是老年肺癌患者的典型特征。数据显示，40%～50%的老年肺癌患者合并一项基础疾病，16%的患者并存两项基础病症，另有8%的患者身患三项及以上并发症。对部分老年患者而言，冠心病、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基础病对其生命威胁，远超肺部原发肿瘤，形成“死亡风险竞争”的特殊临床局面。由此可见，老年肺癌诊疗必先开展全方位、系统化综合评估，年龄从来不是决定治疗方案的唯一标尺。
二、辩证审视化疗
权衡利弊坚守治疗基石
突破“唯年龄定方案”的认知误区后，化疗成为老年肺癌诊疗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受传统固有认知影响，大众对化疗普遍存在恐惧偏见，不少患者听闻化疗便心生抗拒、抵触治疗，甚至直接放弃规范化诊疗，错失治疗良机。针对这一普遍社会现象，王子平教授结合数十年临床经验，客观剖析化疗的利弊本质，引导大众以理性视角看待这一经典核心疗法。
当前肺癌诊疗领域创新迭出，靶向治疗、免疫治疗、ADC药物等新型疗法相继问世、蓬勃发展，但化疗凭借扎实的临床疗效与广泛的适配场景，依旧是肺癌诊疗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石，其临床治疗地位至今无可完全替代。任何临床疗法皆有双面性，化疗亦不例外。一方面，化疗可精伤肿瘤细胞、有效遏制病情进展，为患者延长生存期、提升治疗获益；另一方面，化疗存在一定毒副反应，且部分化疗药物价格不菲，带来不容忽视的“经济毒性”，给普通家庭带来沉重就医负担。因此，临床方案制定需全方位权衡疗效收益、机体耐受风险与家庭经济承载力，实现多维最优平衡。
目前临床指南推荐的标准化疗方案与剂量，多基于体能状态良好的临床试验受试者数据制定，即便试验中年轻些纳入的部分老年患者，其身体基础条件也远优于临床真实病例。临床接诊的老年患者，大多病情复杂、基础病繁多，绝不能机械照搬指南条文。临床医师必须结合患者实际年龄、体能状态、基础病症、脏器功能等个体情况，对化疗方案、用药剂量进行精细化、个体化调整。
王教授特别警示两种极端且不科学的诊疗倾向：一味缩减药量规避毒副作用，会直接导致治疗失效、病情失控；忽视患者个体耐受度，刻板套用标准剂量，则会引发严重不良反应，损伤机体机能、得不偿失。“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是老年肺癌化疗方案制定的基本准则。若化疗潜在风险大于治疗获益，需及时调整方案、甚至更换诊疗路径；若疗效收益远大于可控风险，化疗仍是最优治疗选择。摒弃盲目恐惧、客观正视化疗价值，方能让这一经典疗法在老年肺癌诊疗中充分发挥核心效能。
三、深耕前沿创新
菌群研究开辟肺癌诊疗新视野
深耕临床诊疗、守护患者健康的同时，王子平教授团队潜心深耕转化医学研究，聚焦肿瘤组织内微生物代谢机制这一前沿赛道，开展前瞻性、创新性探索，为肺癌治疗开拓新路径探索新的途径。
人类对肿瘤内微生物的探索已有百余年积淀。早在19世纪60年代，海外研究者便发现，肿瘤组织内某些定植特定菌群时，肿瘤增殖、侵袭速度会显著受到抑制；19世纪90年代，法国学者首次成功从肿瘤组织中分离出特异性细菌，正式开启肿瘤微生物研究的科研篇章。被誉为“肿瘤免疫治疗之父”的美国医生威廉·科利，在百余年前率先开创细菌干预肿瘤的治疗先河。伴随现代检测技术的迭代升级，科研界得以深度剖析瘤内定植菌的作用机制与调控原理。
王教授团队的前沿研究证实，肿瘤内部微生物菌群功能多元、作用迥异：部分菌群会助推肿瘤增殖、侵袭与远处转移，抑制免疫治疗活性，同时可能还使靶向治疗的疗效，削弱临床疗效；另有部分有益菌群可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显著增益免疫治疗效果。从人体整体菌群生态来看，国内多项临床研究证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在免疫治疗前后或治疗期间使用抗生素，会显著降低免疫治疗疗效，还会增加免疫治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核心诱因在于抗生素打破了人体菌群的稳态平衡，破坏了机体抗肿瘤微环境。
通过调控机体菌群平衡辅助抗肿瘤治疗、提升药物疗效，已然成为肺癌精准诊疗领域的研究热点。同时王教授也客观坦言，目前菌群调控抗肿瘤的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不同临床试验结论尚存分歧，研究结果正负交织，尚未形成统一、成熟的诊疗体系。依托菌群调节实现肺癌增效治疗，仍需科研工作者持续深耕、多学科协同攻坚。尽管前路漫漫，但肿瘤微生物的相关研究已然为肺癌精准诊疗、个体化增效开辟了全新赛道，蕴藏着巨大的临床潜力与应用希望。
四、升级诊疗范式
MDT多学科协作破解复杂诊疗困境
多元的治疗手段、复杂的老年病患体征、持续更新的前沿科研成果，对肺癌临床诊疗模式提出了更高的精细化、系统化要求。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长期深耕、大力推广MDT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作为该院原胸部肿瘤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子平教授结合丰富的落地实践经验，深度解读MDT模式的核心价值、实施要义，同时回应了异地患者的就医核心诉求。
在王教授看来，MDT诊疗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单一专科的视野局限与诊疗壁垒。肺癌患者的诊疗是一项系统化工程，涵盖病因研判、精准诊断与鉴别、体能综合评估、手术与放、化疗方案优选、基础病协同管控等多个关键维度，仅靠单一科室、单一专业医师，难以全面兼顾、精准把控所有诊疗细节。外科医师侧重评估手术指征与可行性，内科医师专注药物个体化治疗，影像、病理等科室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唯有多学科专家协同研讨、多维研判，方能为患者量身定制全面、精准、适配的个体化诊疗方案。
MDT多学科协作并非适用于所有肺癌病例。对于病情简单、分期极早或终末期的常规病例，遵循现有临床规范即可开展标准化治疗，基本无需多学科会诊。但对于高龄、合并多重基础疾病、病情疑难复杂、局部晚期、经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的高危复杂患者，MDT多学科协作便是保障诊疗精准度、提升治疗质量的关键抓手。
王教授强调，MDT模式落地生根的核心不在于硬件设施，而在于诊疗理念的革新。只要坚守“以患者为中心、多学科协同赋能”的核心诊疗理念，各级医疗机构均可结合自身资源、患者特点，因地制宜开展规范化MDT诊疗服务。伴随MDT理念在全国的普及深化，跨院协作、远程会诊等新模式日趋成熟，彻底打破地域就医壁垒，让异地患者也能享受一站式、全方位的多学科联合诊疗服务，让优质肿瘤诊疗资源普惠更多病患与家庭。
结语
本次专访中，王子平教授立足临床、放眼前沿，从诊疗误区破除、个体化方案选择，到创新诊疗模式、前沿科研探索，全方位、系统化拆解了老年肺癌科学诊疗的核心要点。他总结道，年龄绝非肺癌治疗的决策标尺，立足个体综合状态优选疗法、善用MDT多学科诊疗优势、吸纳前沿科研成果赋能临床，是老年肺癌科学抗癌的核心关键。而患者与家属树立抗癌信心、信任正规诊疗、理性看待临床创新、积极拥抱规范治疗，便是从容抗癌、奔赴希望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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