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肺癌患者，同一年确诊，同样的分期，同样的病理类型。一个人治疗后回归正常生活，另一个却在短时间内复发离世。
这种反差在肿瘤科并不少见。很多人把它归咎于运气，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吴楠教授认为，答案藏在另一个层面。他指出，目前临床常规关注的信息是肿瘤的大小、部位、淋巴结转移情况——这些都是“看得见”的指标。但真正决定肿瘤未来走向的，是它的分子特征。
同样是肺癌，有人携带驱动基因突变，比如EGFR突变或ALK重排；有人则没有这些突变。吴楠把这两类人群分开：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可以走靶向治疗的路径；驱动基因阴性的患者，则需要考虑免疫治疗。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案，预后也不一样。
吴楠教授强调：“了解肿瘤的基因型，比它长多大、长在哪里更重要。”这句话的背后，是过去十多年来精准医学在肿瘤领域最核心的进步。治病，首先要读懂肿瘤的分子“身份证”。
吴楠 教授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分期与预后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肿瘤胸外科分会常委、多学科诊疗专委会常委
中国医促会胸外科分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智慧医疗专家委员会副主委
非小细胞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
北京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委，胸外科分会常委
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目前在国际同行评议杂志发表论文90余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Cell Discovery, Molecular Cancer，STTT, Cell Stem Cell, PNAS, EBioMedicine, Int J Surg，Cancer Research，Molecular Therapy等国际主要期刊。主编出版《老年肺癌综合治疗学》、《肺癌规范化手术》、《肺癌标准化手术图谱》、《微创肺切除术国际进展与中国实践荟萃》等多部专著。副主编（或参编）《临床医学概论》、《外科学》、《CSCO原发性肺癌诊疗指南》等多部教材和指南编委
把“不可切”变成“病理上找不到癌”
有一类肺癌，临床称作“局部进展期”。这些肿瘤往往很大，或者淋巴结转移明显，甚至跟肺门血管、气管、心脏等重要结构长在了一起。
按照传统的外科逻辑，直接切除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手术本身可能无法完整拿下；另一方面，即便勉强完成切除，肿瘤根治的效果也往往不理想，因为癌细胞可能早已通过微循环播散出去。吴楠教授指出，“硬切”虽然能完成手术操作，但并没有真正实现患者的生存延长。
精准医学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先通过基因检测明确肿瘤的分子分型——是否有驱动基因突变，或者是否有免疫相关指标的表达——然后选择靶向药物或免疫药物，在手术前进行治疗。这种模式被称为新辅助治疗。吴楠教授将其目标拆解为三个层面：1. 让原发灶的肿瘤缩小；2. 让转移的淋巴结退缩；3. 杀伤那些已经“潜逃”到循环中的看不见的肿瘤细胞。
这一策略带来的变化体现在病理学评估上。所谓病理完全缓解（pCR），是指手术切除的标本在显微镜下找不到任何存活的癌细胞，包括原发灶和淋巴结。吴楠教授指出，在传统的化疗时代，局晚期肺癌的pCR率不足10%。而进入免疫治疗时代后，多个国际大型多中心研究的数据显示，pCR率已经达到20%至3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飞跃。”吴楠教授说。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术前治疗达到了pCR，患者仍然需要接受手术。因为病理完全缓解只能通过切除后的标本才能确认——影像学上的“缩瘤”不等于癌细胞被彻底清除。手术既是治疗手段，也是最终的病理验证。而当一位局部晚期患者最终在切除标本上找不到癌时，意味着他曾经“不可切”的命运，已经被彻底改写。
切口小了，根治范围不会跟着缩
很多患者听到“微创”两个字，第一个反应往往是：会不会切不干净？这个担忧很朴素——切口从几十厘米变成几个小孔，是不是做得就少了？
吴楠教授回顾了手术方式的演变：开放式手术在上世纪后半段到2000年初是主流，需要几十厘米长的后外侧切口，切断多块肌肉甚至肋骨。而中国微创手术的普及速度已经是全世界最快的，现在连很多基层医院都在开展。
所谓“微创”，本质上是把切口缩小，不再用撑开器撑开肋骨。至于做单孔、两孔还是三孔，没有本质差别。吴楠教授强调，微创手术改变的是切口大小，不是根治范围。医生通过更小的切口，同样可以完成复杂的操作——包括那些经过新辅助治疗后组织粘连更甚的再手术。
当然，并非所有手术都能用微创手术替代。遇到需要处理复杂血管的情况，开放手术仍然是安全的选择。但越来越多的复杂手术已经在微创条件下完成。
微创手术带来的获益是实实在在的。吴楠教授指出，患者术后第一天就能下地活动，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心律失常等合并症减少，术后严重疼痛较传统开胸手术也显著减轻。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患者担心的“切不干净”问题，医生早已用技术和数据给出了答案：根治范围没有缩小，创伤却小了很多。
城市里的小结节，基层的大肿瘤
吴楠教授有三重身份：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胸外二科主任医师，同时是全国政协委员。2025年，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参与基层义诊，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在北上广的门诊里，患者拿着几个毫米的肺小结节来求诊，CT普查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但在基层，他经常看到体积较大的、晚期的肿瘤。“疾病谱差异真的很大。”吴楠教授说。
这种差异直接反映在生存数据上。我国“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癌症的五年生存率目标是46.6%。吴楠教授指出，城市地区，尤其是北上广，基本已经达标。但农村地区和中西部省份，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基层防治最难啃的骨头是什么？设备？人才？还是老百姓的意识？吴楠教授的看法是三者皆有，但最核心的不是“硬件”。一方面，基层百姓的健康意识远不及城市，很多人因为路途遥远、医疗条件有限或费用问题，无法做定期的、高质量的体检。另一方面，人才培养存在制度性瓶颈。他观察到，很多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都在本省内完成，导致边缘地区的医生很难跨省接受最顶尖阶段的训练。
制度、技术与信念：填平基层鸿沟的三剂方
基层的”鸿沟”如何填平？吴楠教授给出了三个方向的答案。
第一是制度补课。他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在2026年“两会”提案中提交了两项具体建议：一是允许中西部地区医生跨省参加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打破“培训不出省”的封闭循环；二是在国家专科医师培训名录中增设肿瘤学。目前名录里有十个专科，唯独没有肿瘤学。吴楠教授指出，肿瘤已经是我国第二大死因，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人才培养应该放到更高的战略层面”。
第二是技术赋能。吴楠教授提出，可以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把大医院的诊疗经验部署到基层。这些AI工具能够帮助基层医生掌握国家诊疗规范、指南以及国际上的重要进展，在首诊阶段就做到规范。患者该做什么检查、该接受什么治疗、初步诊断如何下，都有一套清晰的参照。如果基层确实没有条件处理，转诊通道也应当提前打通。这不是用机器取代医生，而是让基层医生能够调用顶级医院的知识库和决策逻辑，弥补个人经验与前沿进展之间的差距。
第三是患者信念。吴楠教授说，很多患者面对肿瘤时，恐惧心理非常强，而这种恐惧会导致心理甚至免疫功能的崩溃。“一定要坚定自己的抗癌信念，”他强调，“要相信科学，要相信自己，自己相信自己能战胜这个肿瘤，跟医生一起去战胜这个疾病。”
这不是一句安慰。从精准医学的分子诊断，到新辅助治疗的术前缩瘤，到微创手术的快速康复，再到AI赋能的基层规范——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技术进步，最终都要落到患者“看不见”的信念上。恐惧会摧毁免疫功能，而信念本身就是一味药。
CHTV 百姓健康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