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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郑虹教授之前，我们对她门诊的一个场景印象深刻。前来就诊的患者中，相当一部分人手里拿着的是外院的手术记录和病理报告——手术已经做完了，她们来问的是“下一步怎么办”。还有一些患者，辗转于多家医院，却连一份完整的病史资料都凑不齐。

 郑虹教授在门诊中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她看来，这种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很多患者把肿瘤治疗的决策重心放在了手术后，而非手术前。人们会为“术后该不该化疗”“用什么药”跑遍各大医院，却往往在决定“在哪里做手术、由谁来做”这件事上，表现得过于轻率。

 “肿瘤的治疗，手术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郑虹教授指出，“第一步做不好，后面用再多药，也难以弥补。”

郑虹 教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副教授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宫颈癌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妇科肿瘤专委会常委

中国优生优育协会妇科肿瘤防治专委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家族遗传性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委

北京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常委

北京妇产学会妇科肿瘤精准医学分会常委

为什么卵巢癌总是“一步到位”

卵巢癌至今没有一个有效的普筛手段。不是医学界不努力，而是这个癌种本身的特性使然。

目前探索的筛查方式，无论是盆腔B超还是抽血查CA125等肿瘤标志物，在无症状人群中都无法真正降低死亡率。郑虹教授指出：这些手段可能筛出一些卵巢有占位的患者，但这些占位大多不是癌；等到确认是癌的时候，往往已经不是早期。

为什么会这样？卵巢位于盆腔深处，常规的腹部触诊根本摸不到，除非肿瘤长得极大。而早期卵巢癌几乎没有症状，患者不会因为疼痛或异常出血去就诊。郑虹教授介绍：她接触的许多患者，其实在就医前半年甚至一年就已经摸到了腹部的异常膨隆，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等到腹胀、腹部不适等症状出现时，往往意味着肿瘤已经转移扩散，影响了其他脏器功能。

郑虹教授强调：卵巢癌的病理类型较多，生物学行为差异极大。有些类型的肿瘤长得缓慢，B超发现时还有机会；有些类型恶性程度极高，一出现就已经是盆腹腔甚至胸腔的广泛转移。所以，同样是卵巢癌，有人能早期发现，有人一确诊就是晚期，这背后不全是患者疏忽，也和肿瘤本身的“脾气”密切相关。

既然科学难题尚未攻克，也没有宫颈癌那样成熟的筛查方案，患者能做什么？郑虹教授明确建议：体检时顺便做一次盆腔超声。她会在门诊中向患者认真核实：发现包块之前做没做过B超？而得到的回答惊人地一致：有体检习惯，但从来不做盆腔B超。

对此，郑教授指出，盆腔超声操作简便、无创伤，女性可考虑在常规腹腔超声之外增加这一项检查。对于卵巢癌而言，它是目前少数能够发现明确占位的手段。当然，超声检查的价值有限——发现占位不等于发现癌，更不等于早期发现。但这局限恰恰说明：在没有更好工具的当下，这个不完美的手段，甚至连用好它的人都寥寥无几。

而卵巢癌发现时的期别，直接决定了手术能做到什么程度。正因为早期发现如此困难，手术这个“第一步”的分量才格外沉重——它在很大程度上划定了治疗的边界。

手术切得干不干净，

“外人”评判不了

手术边界划在哪里，取决于手术能做到什么程度。郑虹教授在门诊中经常遇到患者带着外院的手术记录，让她“帮忙看看这台手术做得怎么样”。这让她很为难——手术记录只是一份客观文字描述，记录了手术中所见，切除范围等重要信息。但是很多细节，手术记录并不会体现。

“切净”与否，很大程度上是主刀医生的主观判断，只有手术团队自己清楚。郑虹教授打了个比方：外人只能从记录里“抓取一些关键词”，无法还原手术的真实情况。

这让“首诊选哪里”这个问题变得格外关键。手术的彻底性直接决定预后。郑虹教授指出，如果第一步手术存在缺陷——比如范围不够、残留病灶——后续无论用多新的化疗药、多先进的靶向药，都弥补不了。

这是肿瘤外科与内科治疗最本质的区别。内科方案可以调整，但外科手术只有一次机会，“第一刀下去，治疗的天花板就定在那里了”。也正是因为手术的不可逆性，郑虹教授强调：恶性肿瘤实行初诊负责制，首诊医生的判断和手术质量，直接锁定了患者未来所有治疗的上限。

“首诊的医生实在太重要了，”她说，“第二位医生很难给出特别客观和最好的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患者没有选择权。郑虹教授建议：如果已经确诊或高度怀疑恶性肿瘤，应该在手术前，就把自己交给有资质、有能力完成这类手术的团队。

保留生育功能，

“保留”的到底是什么

对年轻肿瘤患者来说，最常问的一个问题之一是：能不能保住生育能力？对此，郑虹教授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安全优先于生育。“如果要在保留生育功能和安全之间做选择，安全最重要——安全的意思就是生命。”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什么样的患者有机会？郑虹教授给出两条标准：肿瘤非常早期、病理类型恶性程度低。她特别提醒：保留生育功能在任何癌种中都不是“标准治疗”，而是一种“尝试”。“如果没有生育要求，切除子宫卵巢是更安全的选择。保留生育功能本身就是可能影响安全的一个决策。”

不同癌种的保育方式完全不同，风险也各有侧重。例如，宫颈癌保育有两种术式：一是宫颈锥切，只切除局部病灶，宫颈大部分保留，对妊娠影响相对较小；二是广泛宫颈切除，将宫颈连同周围组织一并切除，子宫只剩宫体，宫颈的稳定作用丧失。保育后的妊娠具有高危特征，需在术前与患者充分沟通，避免其对妊娠过程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而内膜癌保育靠的是药物逆转，需每三个月做一次内膜活检评估效果，且内膜癌与血糖、血脂、体重相关，这些因素控制不好会影响转化。卵巢癌方面，最常见的上皮性卵巢癌发病年龄偏大，多数病理类型恶性程度高，保育机会极少；少数有机会的是生殖细胞肿瘤，发病平均年龄17岁左右，单侧肿瘤可保留子宫和对侧卵巢。

郑虹教授补充：符合保育条件的患者只是获得了尝试的机会，而非消除了风险。三种保育路径各有局限——宫颈癌面临高危妊娠，内膜癌药物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卵巢癌则受限于病理类型。不能把“有机会”等同于“两全其美”，安全和生育之间的权衡，本质上也是概率和风险的“艺术”。

病历才是真正的“主诊医生”

郑虹教授还提到一个令人无奈的常见情况：患者来复诊，只带最近一次的检查报告，问什么都说“记不清了”。她们觉得“我得的是卵巢癌，术后化疗了”这句话足以概括全部病史。郑虹教授说：仅凭这几个字，她无法给出任何有意义的建议。

她需要知道什么？病理类型是哪种？分期是几期？手术是否达到R0切除？术后辅助治疗用的什么方案、几个周期？用药过程中出现过哪些副反应？患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不知道”或“我告诉过你了”。她们不是不配合，而是从未意识到这些细节直接决定了后续治疗的效果与希望。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肿瘤治疗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每一次决策都建立在对前一次治疗的完整理解之上。复发后能用什么药，取决于初次治疗用过什么药、效果如何、副反应多大；手术范围做到哪一步，决定了哪些解剖结构还在、哪些已经没了。这些信息环环相扣，缺一环，后面的治疗方案就可能选错方向。

但患者往往低估了这些信息的获取难度。郑虹教授指出，复发后就诊时，医生真正需要的信息——手术视野中肿瘤的实际分布、切净程度的主观判断、病理取材的充分性——从来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份检查报告里，也不存在于患者的口头叙述中。这些判断只有主刀团队知道，且只能通过术前讨论记录和术中描述来还原。而术后辅助治疗的方案选择、剂量调整、副反应管理，同样只有当时的病程记录才能呈现。

因此，郑虹教授特别强调，初次治疗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性。不是“方便医生”，而是这些资料承载了只有那个时间点、那个手术台上才能产生的信息。一旦丢失，无论换多少家医院、问多少位专家，都不可能重新获得。她建议患者至少保存两份关键文件：第一次手术的完整记录，和第一次治疗结束时的总结。如果涉及病理会诊，甚至可能需要借出几年前的切片重新评估——因为当初的诊断是否准确，现在的新病灶和旧病灶是否同源，这些问题的答案全在那几张玻璃片里。

结语

肿瘤治疗的链条上，每一个环节的选择都取决于上一个环节留下了什么信息。初诊时留下的判断越完整，复发后的决策就越有依据；第一次治疗提供的细节越充分，后续方案的选择就越精准。郑虹教授所有论述的背后只有这一个逻辑。把这一点想清楚，患者自然知道精力该花在哪——

术前认真选一个能胜任的团队，术中让团队完整记录所有关键信息，术后把病历保存好、带齐全。这三件事做好了，后面的路才走得通。至于跑多少家医院、问多少位专家，都是其次。顺序对了，一切都对。

视频链接：郑虹教授：妇科肿瘤治疗，真正的分水岭不在术后，而在手术之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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